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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少军:中国发展存储器芯片应以市场为主导

2016年10月12日 17:54 来源于 财新网
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所长魏少军认为,要淡化“政府主导”的思路,谁的市场能力强,就由谁来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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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少军
58岁,工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微电子与纳电子学系主任、微电子研究所所长,致力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的研究和通信专用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熟悉半导体领域政策方向及产业格局。

  【财新网】(实习记者 王福慈 记者 覃敏)在国家政策刺激下,2016年各地纷纷传出加码存储芯片的声音:北京有紫光集团宣布300亿美元做存储器,武汉有武汉新芯准备耗资240亿美元打造国家级存储器基地,合肥放言要打造IC之都,福建晋华也在跃跃欲试。

  众声喧嚷中,随着今年下半年长江存储的正式成立,武汉新芯与紫光集团走到了一起。合流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们的合流又对整个存储产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国到底该怎样发展存储?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所长魏少军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认为,做存储器芯片不能四面开花,一定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紫光与武汉新芯能够走到一起,关键在于紫光的掌舵者赵伟国和武汉新芯的管理层都意识到,只有合起来成功的概率才是最高的。同时,发展存储器产业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要淡化“政府主导”的思路,谁的市场能力强,就由谁来主导。

  魏少军预计,10年之后,中国自有存储器规模应该力争达到250亿美元,在国际上做到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国内占据半壁江山。

  财新记者:中国存储产业现状如何?在全球市场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魏少军: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家专业的存储器企业。国内一些企业譬如兆易创新有一些自己的存储器产品,但主要集中在特殊领域。从主流市场来看,中国的存储器芯片基本是空白。我们每年进口大概将近500亿美元的存储器。

  全球来看,存储市场已经发展多年,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东芝、三星、美光、闪迪、海力士五家厂商鼎立的格局。具体来看,在DRAM领域,韩国厂商占主导地位,占有约75%的市场份额;其次是美国厂商,约占20%的市场份额;还有5%是在台湾生产的。NAND Flash领域,韩国占了50%,美国占到百分之二十几,日本还有一些。

  财新记者:中国在PC领域曾经做过自己的处理器,譬如典型代表龙芯,现在看来结果并不理想。在全球存储产业如此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再做自己的存储,会不会沦为又一个“龙芯”?

  魏少军: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需将存储器和CPU产业分开来看,它们的产业属性不一样。CPU需要很强的生态环境支持,即便你的CPU做得很好,没有软件在上面跑,别人也不会用你的。存储器则不一样,存储器不存在复杂的生态环境的问题,只要你的产品做得跟别人一样好或能超过别人,市场就会买单。所以存储器是可以发展的。

  财新记者:中国现在要去发展存储器产业,到底具备什么条件?

  魏少军:中国现在大力发展存储器芯片,我认为是有机会的。一是中国的市场很大。目前这轮存储器市场的增长点主要是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中心。在DRAM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增长,所需的内存越来越大,比如今天的服务器内存可能100G就好了,未来可能需要200G、300G,而数据中心服务器一建就是十几万台、几十万台,对DRAM的需求非常大。在数据存储方面,数据中心的存储需求逐渐从硬盘转向NAND Flash,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二是存储技术处于升级换代的时期,譬如DRAM的工艺制程走到20nm左右以后发展速度会放缓,闪存NAND Flash从二维转向三维,也给了我们机会。三是存储器芯片产业走到今天,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投资角度来看,投资规模大概要几百亿美元,且要持续多年地投入,能继续投这么多钱的企业也不多了。中国的企业有钱去做这些事。

  财新记者:中国目前在存储领域的技术积累有多少?

  魏少军:在主流技术上,我们有一些储备,比如紫光国芯收购的西安华芯,在DRAM的设计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曾经给台湾的半导体存储器公司做过不少设计服务。应该说,我们在存储芯片的设计技术上有了相当的积累,但在工艺上还没有经验。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和国际水平有差距,但经过努力差距可以慢慢缩小。三五年内坚持研发,应该能够有突破。

  财新记者:存储是非常依赖核心技术的领域,以中国目前的存储技术积累,还有发展机会吗?若引进国外技术,技术可能从哪里来?

  魏少军:技术不会永远高歌猛进,比如DRAM可能走到十几纳米就将停滞下来,在别人发展放缓的时间窗口里,我们可以一步步追赶。同时,在原有的技术之外,新技术会不断涌现,就像盖房子,你可以用砖,也可以用木头、竹子、钢材,关键在于技术上能否找到合适的路径去做这件事。现在,市场已经开始涌现许多新型存储器,譬如英特尔的X-Point等。中国的存储器企业或许可以从新技术上切入。

  整体来说,中国的存储技术一方面是依靠自身不断地研发提升设计、工艺水平,一方面是采取开放的态度,跟别人合作。可能有些国际企业不愿意合作,但在巨大的市场诱惑下,总有人会尝试合作。我觉得半导体是开放的市场,任何企业封闭到最后肯定是做不成的。近十年来,技术的发展从来都是开放的,手机、操作系统包括ARM都开放了。大家都持开放心态的情况下,如果哪些在国际上占据优势的企业不愿开放合作,最后就只能把自己憋死。

  财新记者: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点来发展存储?中国存储产业以前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

  魏少军:本世纪初,随着18号文件发布,中国曾经迎来过一轮集成电路发展高峰。我们很多人很乐观,政府也很乐观。政府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形式来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想法本身是对的,但是我们的企业当时没有能力来这样做。许多企业长期亏损,哪有钱去继续投资存储器呢?到了2012年,回过头来看,我们认为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是缺失的,需要政府出手引导。

  政府出手并不是说政府去亲自操刀,而是给了社会资本信心,引导社会资本向半导体行业投资。如果15年前我们就能集中力量去做存储,现在的情况肯定不同。问题是,在过去15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对集成电路,尤其是对存储器,没有大规模的投入。半导体行业,首先得有钱,没钱就建不了厂。要建存储器芯片工厂,少则几十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这么多钱,谁投?如果说2014年,没有《纲要》的出现,没有大基金成立,没有全社会的关注和热情,谁会投这么多钱呢?

  财新记者:产业政策明确之后,各地都想发展存储,譬如福建晋华、安徽合肥、武汉新芯、紫光。最近随着长江存储的成立,武汉新芯与紫光走到了一起。它们为何走到一起?你怎么看这种转变?

  魏少军:国家有了明确目标,要把存储做起来,但没有说怎么做。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战略意义,赵伟国想做,武汉新芯想做,合肥想做,晋华也想做,这是自然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在不断思考:这边一个存储器,那边一个存储器,势必形成竞争,而且都是低水平地重复,是不是合起来做会好一点?紫光和武汉新芯能走到一起,我觉得这是大家在不断探索中形成的共识:做存储器四面开花是不可能的,一定是集中资源、人力、财力去做。在这个过程中,紫光很开放,武汉新芯也很开放,即便武汉新芯3月份宣布了投资240亿美元建存储基地,也愿意和紫光合作。之所以这样,关键在于紫光的掌舵者赵伟国和武汉新芯的管理层都意识到,只有合起来成功的概率才是最高的。

  财新记者:长江存储成立之后,你觉得是武汉主导还是赵伟国主导比较好?

  魏少军:相对而言,武汉新芯做存储器具备更多的条件,但是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我们觉得,做存储器一定要遵循市场的规律,要淡化“政府主导”的思路。

  长江存储成立之后,我们希望由市场主导,就是说谁的市场能力强,谁来主导。武汉方面和赵伟国两者之间,赵伟国更加市场化,我肯定希望赵伟国来主导。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未来是不是有第三家参与者更加市场化?

  财新记者:存储需要大投入。紫光国芯800亿元定增一直未获批,由紫光主导做存储,钱从哪里来?

  魏少军:任何事情都是有节奏的,我相信长江存储的钱会逐步到位。我一直认为,钱不是大问题,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政府、商业股东是否有足够的耐心,运营过程中遇到困难能否坚持下去。比如上海华虹,15年前就开始做DRAM,做到最后不赚钱,大家就不做了,不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我们的社会资本进入到存储器产业,两三年之后,花了100多亿美元了,可能产品还是没有竞争力。这个时候,资本的坚持就格外重要,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财新记者:做存储的架子搭起来之后,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走?预计中国存储未来的市场地位如何?

  魏少军:存储架子搭起来之后,首先得做出有竞争力的产品,然后是形成良性循环,再就是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我认为瞄准的产品一定是跟互联网大数据相关的,BAT等互联网公司对存储器有大量需求,国内又有信息安全的要求,抓住这个市场已经足够大了。至于先做3D NAND还是DRAM,要看哪个技术条件更成熟。从技术上看,3D NAND不需要走到20nm去,40nm可以做,32层也可以用用,相对容易,也是新兴产业。DRAM则可以慢慢走。

  我预计,10年之后,中国自有存储器规模应该力争达到250亿美元,在国际上做到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国内占据半壁江山。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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